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 孔子在杏坛讲授《诗》《书》时见弟子们为 “勇” 与 “怯”、“刚” 与 “柔” 争论不休放下手中的竹简长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 秋日的阳光穿过梧桐叶在弟子们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句感叹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激荡出绵延不绝的涟漪。
中庸不是平庸的折中而是 “过犹不及” 的智慧;不是随波逐流的妥协而是 “执两用中” 的坚定。
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追寻这条 “中庸” 之路始终是人类面对复杂世界的指南针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的光芒常被极端与偏执所遮蔽。
一、中庸溯源:从 “中” 到 “中庸” 的思想演进 “中” 的观念在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远早于孔子的时代。
殷墟甲骨文中的 “中” 字像一面飘扬的旗帜本义是 “中央”“居中”引申为 “不偏不倚” 的状态。
《尚书?大禹谟》记载 “允执厥中”是舜传给禹的治国箴言意为真诚地坚持中道;《周易?泰卦》“中以行愿”《否卦》“大人否亨不乱群也”都蕴含着 “中则吉偏则凶” 的朴素智慧。
这些早期的 “中” 思想为孔子 “中庸” 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 “中” 的理念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周礼?天官?大宰》“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强调治国需 “和而不同”;《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认为礼乐的本质是 “和序相济”避免过与不及。
周公制礼作乐时既反对殷商的酗酒淫逸(过)又不赞同过度禁欲(不及)而是 “制礼以节事作乐以导志”这种 “节” 与 “导” 的平衡正是 “中” 的实践。
春秋时期的晏婴以 “和而不同” 诠释了 “中” 的内涵。
他在回答齐景公 “和与同异乎” 时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
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 认为真正的和谐如同调味需 “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非简单的同一。
晏婴还以君臣关系为例:“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种既不盲从又不固执的态度正是 “中” 的智慧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孔子将 “中” 与 “庸” 结合提出 “中庸” 概念使其从朴素的平衡观念升华为系统的道德哲学。
“庸” 在《说文解字》中为 “用也”“中庸” 即 “用中”将 “不偏不倚” 的原则应用于日常实践。
他说 “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以子张的 “过” 与子夏的 “不及” 为例说明二者同样偏离正道;又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中庸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差异中寻求和谐。
这种思想的创新在于:它将 “中” 从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 “德” 的核心成为君子修身的最高境界。
二、中庸之德:过犹不及的智慧刻度 中庸的核心是 “过犹不及”这一智慧刻度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
饮食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是对品质的追求而 “不多食”“酒不及乱” 则是对节制的坚守二者结合便是饮食上的中庸;言行上“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是对 “言过其实” 的警惕“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是对 “行不及言” 的纠正平衡二者便是言行上的中庸。
这种 “度” 的把握是中庸最难也最珍贵的地方。
在政治领域中庸表现为 “宽猛相济” 的治理艺术。
孔子在评论郑国子产的治国方略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子大叔 “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正是对中庸之道的践行。
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既推行 “相地而衰征” 的改革(猛)又实行 “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的富民政策(宽)使齐国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展现了政治中庸的成效。
在个人修养上中庸体现为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的人格特质。
孔子本人便是这种特质的典范:他对待弟子 “因材施教”对子路的 “过” 加以约束对冉有的 “不及” 加以鼓励;他周游列国时既 “危行言逊” 以避祸又 “知其不可而为之” 以行道;他评价人物既肯定管仲的 “如其仁”又批评其 “器小”这种全面辩证的态度正是中庸的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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