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第46章 林放问礼之本千年叩问中的文明省思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 一、青铜鼎彝下的精神空洞：礼崩乐坏的时代镜像 （一）仪式的通胀与情感的萎缩 周幽王烽火台的残烬尚未冷却各诸侯国的礼制僭越已如燎原之火。

在晋都新田的宗庙遗址考古发现春秋晚期的卿大夫墓葬中竟出现七鼎陪葬突破了 “大夫五鼎” 的周代礼制。

这种 “礼器越制” 现象在山东临淄的齐国贵族墓群中更为普遍：某大夫墓出土的编钟数量达 32 件规模直逼诸侯而同期庶民墓葬中甚至难觅一件完整的陶礼器。

鲁国的 “三桓专权” 堪称礼制崩塌的缩影。

季孙氏家庙的祭祀仪式上乐工们奏响天子才能使用的《雍》诗来撤去祭品孔子目睹此景痛斥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三桓在祭祀完毕后竟将本该敬献神灵的酒肉分发给门客狎妓作乐礼仪的神圣性彻底沦为权力游戏的注脚。

丧葬礼仪的异化呈现出荒诞的物质竞赛。

秦国秦景公的大墓（秦公一号大墓）创下先秦考古之最：墓室深达 24 米殉人 186 具随葬品仅金器就达 400 余件。

而据《礼记?檀弓》记载当时普通平民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连祭祀自家祖先都因财力匮乏而简化程序。

这种 “上层越制厚葬底层失礼薄祭” 的反差暴露出礼制体系的阶级裂痕已无法弥合。

（二）乐教的堕落与德音的消隐 周代乐官体系的崩塌始于王室衰微。

周景王为铸造 “无射” 大钟强征民力 “厚敛以雕墙”乐官州鸠直言进谏：“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

故唯圣人为能和和乐之本也。

”（《国语?周语下》）但景王不听最终大钟铸成却 “耳不乐声”成为滥用民力的象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郑国乐工师悝为迎合贵族趣味将民间情歌改编为《溱洧》之乐在宴会中演奏其 “桑间濮上” 的靡靡之音虽引发喝彩却使乐教的道德功能荡然无存。

鲁国乐官的流散成为时代注脚。

据《论语?微子》记载宫廷乐官纷纷逃亡：乐师挚去了齐国负责第二顿饭奏乐的干去了楚国三饭缭去了蔡国四饭缺去了秦国击鼓的方叔隐居黄河之畔摇鼗鼓的武遁入汉水之滨。

当雅乐的传承者散落民间礼乐文明的精神载体已名存实亡只剩下 “钟鼓玉帛” 的空壳在诸侯宴会上叮咚作响。

（三）礼制符号的权力博弈 在春秋列国的外交场合礼制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

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攻破楚国郢都竟 “以班处宫”即按照楚国宫殿的等级制度分住楚王后宫这种对礼制的刻意模仿实则是对楚文明的象征性征服。

在 “葵丘会盟” 中齐桓公接受周天子赐予的胙肉时故意省略 “下拜登受” 的礼仪环节而周天子为拉拢齐国竟默许这种僭越暴露出礼制背后的实力逻辑。

郑国子产 “铸刑书于鼎” 的举措标志着礼制与法律的微妙转换。

公元前 536 年子产将刑法条文铸于青铜鼎上向民众公布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垄断。

这一举措虽被叔向批评为 “弃礼征书”却反映出春秋晚期当礼制无法维系社会秩序时人们不得不转向制度化的法律寻求规范从侧面印证了礼之本的失落。

二、礼之本的破与立：孔子的伦理转向 （一）“宁俭宁戚” 的双重解构 孔子对 “礼之奢” 的批判直指贵族礼制的本质缺陷。

在《礼记?郊特牲》中他借祭祀之礼阐述：“大飨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贵其质也。

” 认为最隆重的祭祀应保留质朴的本真而非追求器物的奢华。

这种理念在现代考古中得到印证：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祭祀酒器 “玄酒”（清水）尊虽无华丽纹饰却承载着殷商先民对神灵的敬畏之情。

针对丧礼的形式化孔子以自身经历为证。

据《檀弓》记载孔子之子孔鲤去世时“有棺而无椁”未遵循士阶层 “棺椁具备” 的礼制但孔子认为 “称家之有无” 即可不必强求。

这种 “宁戚” 的丧礼观与同时期吴国公子季札 “肉袒亲推棺椁行泣血之礼” 的真挚形成呼应共同构成对虚伪礼制的批判力量。

（二）仁与礼的本体论重构 孔子将 “仁” 确立为礼之本完成了从 “神道设教” 到 “人性自觉” 的伦理革命。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这种思想脉络清晰可见：“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 认为礼义源于人类天然的情感需求。

这种情感本体论在现代心理学中获得印证：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的 “情感认知理论” 表明道德判断的形成始于婴幼儿对养育者的情感依恋与孔子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的论断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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